《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读书心得

省文联人事处一级科员  王亚宝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它是一本我党的早期理论著作，实事求是、直言不讳地指出那个时期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是由刘少奇同志给延安马列学院学生讲课的讲稿整理而成的，语言质朴，内容深刻，可读性强。

毛泽东称赞其“写得很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它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

此书产生的背景是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后，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党员成分更加多样，且思想复杂。刘少奇指出：“教育和改造已经加入党的多少带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党员，是我们党内一项重要的经常的任务。”正是基于解决“思想入党”这个实际问题，此书应运而生。

这本书系统阐述了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从政治素质、理论学习、组织纪律和作风道德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述。今天我重点分享一下此书的第一章：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

一、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刘少奇同志说：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不变的、完美的、神圣的，不需要改造的、不可能改造的。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是对象性存在物”，就是说人活着的确证是他做了那些事，用他做的事印证他的存在。个体的人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在特定的、有局限的环境中所形成的习惯行为、态度价值观并不足以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绳，面对新的情况需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善于从正反两方面思考问题，打破个人中心主义，只有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才能扬长避短，在日常提升中明晰发力点。

二、党员如何进行自我改造

一是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现在处于和平年代，但在新时期、新时代面对新的使命任务，需要党员持续进行实践锻炼，刀要在石上磨、人要在事上练，不经风雨、不见世面难成大器。习近平总书记说，“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在严峻复杂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这既是对干部成长规律的深刻把握，更是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遵循。”只有甩开膀子在干中学、扑下身子在事上练，多接“烫手山芋”、多钻“矛盾窝子”，才能真正的百炼成钢，凤凰涅槃。

二是永远站稳人民的立场。书中说：“我们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与奋斗目标。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规定的首要原则，就是从现实社会生活着的人出发去分析人和观察人，而不是从抽象的人的概念出发或臆想着人的概念出发。为人民服务、站稳人民立场中的“人”不是抽象的、形式的、模糊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体，体现每一项在工作中，可贵在和周围人相处的每一个细节之中。雷锋有一次看到一个人帮助群众，但是那个人态度不好，当晚回家后，他就在日记中写到，“他的初心和目的是好的，但是方式方法我觉得不对”。做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有温度的人，在用心履职尽责基础上，注意工作方式方法，真正的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而不是“我已经做了我应该做的，和我有什么关系”。

三是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有一种人，他们没有看见或者不愿意看某些缺点、错误和不好的东西，而盲目地以为没有什么不好的现象，因此，也就松懈他们的警觉性。另一种人只看见或差不多只看见缺点、错误和不好的东西，而看不见正确和光明，因此，就悲观失望，丧失信心，使自己慌乱起来，这两种看法，都是不正确的、片面的。生活中既有顺境也有逆境，是再正常不过了，没有逆境也可能没有所谓的顺境，在艺术审美中，有一派认为审美活动带来的愉悦是因为刚开始艺术作品给人带来一种压抑、阻碍的痛感，后面阻碍、痛感的破除而后形成的一种自由、快感，顺境和逆境也就如硬币的两面。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自1939年问世至今已逾86年，时代浪潮奔涌向前，社会环境、发展任务早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书中所阐述的“党员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核心要求从未过时，“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从未过时。

一本书与一座窟：我的敦煌启蒙

省文联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 李蓉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书籍是樊锦诗女士与赵声良先生合著的《灿烂敦煌》。因为筹备2025年敦煌文博会的工作，翻开了《灿烂敦煌》这本书，起初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打开的“功课”，却没想到，它成了我走进莫高窟辉煌世界的向导，让我对敦煌产生了全新的认知。

《灿烂敦煌》是一部深入浅出介绍敦煌文化的权威著作，书中描述了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以莫高窟为核心，详细解读了窟内的建筑形制、彩塑艺术、壁画解析以及藏经洞内文物的发现历程。作为敦煌的“守护人”，樊锦诗女士将她毕生守护莫高窟的经历与思考融入书中，包括守护洞窟的艰辛，还有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让千年遗产“活”下去的坚定信念，都让我看到了敦煌学研究背后深沉的人文温度。这本书像一位学识渊博又充满热情的讲解员，它系统地告诉我敦煌为何能成为丝绸之路上的明珠，莫高窟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宝贝。从不同朝代石窟的形制变化，到壁画上佛经故事的深刻寓意；从一尊尊彩塑神态的细微差别，到“飞天”形象如何从笨拙变得飘逸灵动……书中的文字为我搭建起一个认知框架，让我知道进去看什么，怎么看。

当我真正站在莫高窟的唐代彩塑前，那些在书页间相遇的知识突然变得鲜活。在参观过程中，眼前的菩萨造像，面容丰腴，体态优雅，衣纹流畅，正是《灿烂敦煌》中描述的“盛唐气象”最完美的诠释。那微微前倾的身姿，那慈悲含笑的眉眼，自然垂落的衣袂，无不体现着唐代艺术家对人性与神性的独到理解。《灿烂敦煌》中对此有着精辟的分析：这是中西文化在丝绸之路上交融的结果，是唐代开放包容的文化性格在艺术上的体现。最让我感动的，是《灿烂敦煌》中提及的“无名者”。书中写道，莫高窟的辉煌，是无数没有留下姓名的画工、塑匠创造的。站在阴暗的洞窟里，仰头望着顶上千年前勾勒的繁复花纹，我仿佛能看见他们举着油灯，日复一日，将一生的才华与信仰，都倾注在这冰冷的石壁上。他们从未想过留名青史，却用这种方式获得了永恒。

这次从“读书”到“行路”的经历，让我对文联的工作有了新的理解。我们参与文博会，不仅仅是搭建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更是在做一把钥匙，希望打开一扇门，让更多人有机会去了解辉煌的传统文化。敦煌的魅力，需要亲身体验，一本好书，就是这段旅程最好的起点。

《给青年的12封信》读后感

省文联组联处干部 陈佳

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朱光潜先生在1926—1928年间所作的《给青年的12封信》，朱先生所言的谈读书、谈动、谈静、谈摆脱、谈人生与我......恰好反映了我们在成长历程中所面对的读书学习、道德、个性、人生、处世等多方面的问题，虽然不尽相同，却大致如此。先生娓娓道来，仿佛一位遥远的长者在用谦逊又诚恳的语言关切着，既想指出一条明路来，又不忍重言，只将自己的肺腑之言尽数道尽，期望小辈们能有所收获。

书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朱先生在《谈人生与我》中所提出的，我们看待自己和人生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把我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上其他的人和物一起玩把戏，游戏人间；第二种方法，是把自己摆在后台，袖手旁观他人的悲喜。但无论选择哪种生活态度，人总是会避免不了感到迷茫痛苦，那朱先生以草木鱼虫作比，它们在和风甘露中是那样活着，在炎暑寒冬中也还是那样活着，“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无论外界如何变化，都顺着自然所赋予的那一副本性而生活。它们决不计较生活应该是如何，决不追究生活是为着什么，也决不埋怨上天待它们特薄，把它们供人类宰割凌虐。在它们说，生活自身就是方法，生活自身也就是目的。

而人类比其他物类痛苦，就是因为人类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更加重要；人类中有一部分人比其余的人苦痛，就因为这一部分人把自己比其余的人看得重要。朱先生提醒我们：偶尔把“我”从舞台中央拎到后台，像看路人一样看自己——看那个为考试掉头发的、为失恋买醉的、为KPI长结节的主角，原来也不过尔尔。

在痛苦、迷茫、郁结，或是觉得空乏无力，电子榨菜也索然无味的时候，不妨学习放空一下自己，在城市的街道中感受人群的喧嚣与生活的烟火气，或者是在自然的风雨中呼吸清新的空气。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也许都能够帮我们找到和生活链接的那一份生机和享受，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力量。当你允许自己“不回答”人生，人生反而不再向你逼供。

再比如，朱先生谈年轻人的纠结烦恼都来源于“摆脱不开”，很多人已经走上一条路，又念念不忘另一条路，左手端着“稳定”，右手又想抓“诗与远方”，畏首畏尾，徘徊歧路，结果人被困在十字路口，把青春过成红灯，心境既多苦痛，而事业也不能成就。但朱先生说，“不肯有所舍，便不能有所得”，认定一个目标，就专心致志向那走，把其余路口统统关掉，脚步反而有了回声。

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一段从书里总结的先生的话，我觉得非常适合当成座右铭，和大家共勉。“以冷静态度，灼见世弊；以深沉思考，规划方略；以坚强意志，征服障碍。”愿我们都能在迷茫中找到方向，在困惑中获得力量，在人生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资源、地理与机遇影响下的历史分岔口——《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读后感

《飞天》文学月刊编辑部干部 王丽平

本次读书交流会我分享的书籍是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彭慕兰作为美国加州学派的代表人之一，其著作往往围绕着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农村社会变革、环境变革及政府的形成等方面展开研究，对欧洲中心论等主流观点提出质疑与新的见解。这本《大分流》就是其学派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这本书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公元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通过中国江南与西欧英格兰的对比研究，发现两个地区在人口、资本积累、技术、土地与市场要素等各个方面高度相似，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晚期，由于煤矿资源和“新世界”的发现缓解了欧洲生态制约的不利影响，欧洲核心区——英格兰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分流出现，东西方之间的发展开始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书中主要提出并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英国没有成为中国江南？二是为什么持久、强劲的经济发展最早出现在欧洲而不是中国？

这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这部分内容首先对传统研究中所谓的欧洲内生优势：人口、商品、土地与劳动体系、劳动生产率等进行比较，得出这些要素并不是19世纪之前欧洲的独有优势，唯有煤矿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开采煤的技术方面存在一些优势。综合来说现代早期世界经济的多重核心有着共同的重要经济特征。第二部分是从新风气到新经济？消费、投资和资本主义，这一部分主要是比较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奢侈品消费、政治经济金融方面的制度因素。认为17、18世纪中国的市场经济更接近斯密型自由增长；中国的日用奢侈品消费水平并不低于欧洲。综合来说就是迟至18世纪中期，西欧的生产力和经济并不存在独一无二的高效率。第三部分是超出斯密和马尔萨斯之外：从生态制约到工业持续发展，这部分对中国和西欧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进行了比较，指出在19世纪之前双方面临着同样的制约因素：即生态制约。而也就是从19世纪初起，西欧开始走上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开始了“大分流”，使西欧摆脱生态制约的两个重要因素是煤矿资源和新大陆的发现。

关于书中所提到的影响经济发展的生态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分别是食品、纤维、燃料和建材。在人口增长和早期工业发展的压力下，19世纪之前的旧大陆核心区都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困境：就是食品、纤维、燃料和建材的生产都在争夺日益稀缺的土地资源。正是对这一根本性问题解决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分流。

作者指出要解决这一根本性困境，需要核心区发生重大技术变革，主要是节约土地的新技术，以及外围区域贸易巨大增加，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的增加，或二者共同作用。欧洲主要通过与人口稀少的区域进行长距离贸易解决问题，而中国则采取了劳动密集和发展国内贸易的手段解决，这种通过密集使用农村劳动而实现生态上自给自足的道路一旦采用就难以放弃。两种不同的解决方式造成的结果就是欧洲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而中国则走上了一条“内卷化”的劳动密集型道路。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道路的内卷化，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这本书中有着更细致的研究。

针对前文提到的两个问题，作者最终所得出的结论就是新大陆殖民地提供的丰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棉花、木材、谷物、咖啡等）缓解了西欧所面临的生态制约，再加上英国煤矿的位置以及开采技术对工业革命的迅速推动，使西欧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巨大的分流。从此一个以西欧为中心的近代世界格局得以形成。

这本书以反主流视角切入，以“英国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国江南？”发问，重构了叙事视角，奠定了其反西方中心论的基调。全书引用了大量关于资源生产、流通和使用情况的数据来进行论证，使其结果更有说服力，并强化了“分流非必然”的观点。总体而言，该书打破了长期以来学界叙事的西方中心论，同时亦反驳了“西方崛起必然论”，能够启发我们以更加多元、客观的视角来看待不同文明的发展路径，跳出固有框架、回归历史细节、正视偶然因素的影响。

风骨铸史笔 忠魂照千秋——吉川忠夫《颜真卿传》读书分享

省书法家协会干部  朱绍劼

吉川忠夫的《颜真卿传：时事只天知》，跳出了传统“书法家评传”的框架，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石，以时间为轴，全景式呈现颜真卿波澜壮阔的一生。从他出生于名门，深受家学滋养，到步入仕途，经历安史之乱等重大历史事件，再到书法艺术上的登峰造极，以及最终悲壮的结局，吉川忠夫将颜真卿的形象立体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不仅让我们看到一位书法大家，更是一个时代的风骨，一种“士不可不弘毅”的人生选择。下面，我将从书中最触动我的四个方面展开分享。

一、家族传统对人格的塑造

颜氏自五世祖颜之推（《颜氏家训》作者）起形成“书生门户”传统，以学问立身、不慕权贵。先祖颜含曾留下“仕宦不可过二千石”的家训，这一价值观贯穿颜真卿一生。书中写道“家学的传承是他灵魂的底色，时代的风云则为他的人生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颜氏家学传统为他奠定了坚实的道德和文化基础，而唐朝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安史之乱等事件，促使他成长为一位有担当的政治家和书法家 。

二、乱世中的忠烈抉择

安史之乱是颜真卿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书中最具张力的部分。当安禄山叛乱爆发，河北二十四郡尽数陷落，时任平原太守的颜真卿表面佯装文弱，暗中加固城防、储备粮草，联络周边十七郡组成二十万义军联盟，率先举起讨贼大旗，堂兄颜杲卿镇守常山时，其子颜季明被叛军肢解示众，颜氏三十余口惨遭屠戮，城破后颜杲卿被勾舌凌迟，仍骂贼不止。颜真卿寻得侄子残颅后，悲愤写下《祭侄文稿》，324字中7处涂改，墨迹由浓转枯，现存台北故宫的卷本仍可见当年泪痕，笔锋中尽显忠烈之气。安史之乱之后颜真卿虽得到重用，但又因直言进谏得罪元载、卢杞，被外放十余年。卢杞更是向德宗进谗言派75岁的颜真卿劝降叛军李希烈，他明知凶险仍毅然前往，李希烈让自己的养子和部将一千多人拿着尖刀聚集在厅堂内外围住他又是谩骂，又是威胁。颜真卿面不改色，始终坚守气节。李希烈想尽办法，终没能使颜真卿屈服，就派人将其缢杀，终年77岁。吉川忠夫在书中写道：“颜真卿的忠义，如同一座巍峨的山峰，屹立在历史的洪流中，永不倒塌。”这种在乱世中“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抉择，正是这本书最震撼人心的力量。

三、士人精神的时代回响

颜真卿生活在唐代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他不仅是书法家、军事家，更是一位心怀天下的士人。书中详细记载了他在为官期间，直言敢谏、体恤民情的事迹：反对杨国忠专权，为受诬陷的大臣辩护；在地方任职时，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深受百姓爱戴。他用一生践行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展现了唐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在今天读来，这种“坚守道义、心怀家国”的精神，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无论身处何种时代，“做人有风骨、做事有担当”都是永恒的价值追求。

四、书法背后的人格力量

吉川忠夫在书中写：“书法，是颜真卿内心世界的无声倾诉，一笔一划都蕴含着他的人生感悟。”颜真卿的书法风格，与他的人生轨迹高度契合。早年的《多宝塔碑》工整严谨，恰似他初入仕途时的谨守规矩、砥砺品行；安史之乱后，他历经颠沛却始终坚守气节，此时的《祭侄文稿》将悲愤与忠烈熔铸于笔墨之间。《颜氏家庙碑》的庄重典雅，承载着家族传承的厚重。苏轼赞其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黄庭坚言“观其书，可想见其风采”，实则都是在赞叹书法中蕴含的人格力量。

合上书页，颜真卿的形象愈发清晰：他是昭雪冤狱的监察御史，是力抗叛军的军事领袖，是清贫自守的刑部尚书，是用生命践行信仰的忠臣，更是将家风、气节、艺术融为一体的精神标杆。吉川忠夫的传记让我们明白，颜真卿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被铭记，不仅在于他的书法成就，更在于他在乱世中坚守的忠贞、清廉与骨气。在当下这个价值观多元的时代，这种“崇廉尚德、忠贞报国”的精神，依然是我们汲取力量的源泉。

读《装台》：在人民叙事中见文艺初心——“读思践悟 阅读赋能”读书交流分享会发言材料

省戏剧家协会三级主任科员 文国凤

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在这里与大家交流读书心得，我分享的题目是读《装台》：在人民叙事中见文艺初心。

《装台》是一部长篇小说，全文37万字，曾位列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以一个装台人的视角，描写西京城里的人生百态。今天，我想分享的，正是从这些“幕后英雄”身上，看到的文艺初心与时代精神。

一、装台人的本真底色

这本书的主角刁顺子，普通得就像我们身边的某个人。他整天蹬着破三轮，带领一帮兄弟，干着装台的苦活累活。他们是舞台背后的“隐形人”，用汗水浇筑了台前的光鲜，自己却从未获得鲜花与掌声。作者陈彦的笔触细腻而克制，他没有把他们写成单薄的“苦情符号”。顺子的生活里，全是难题：他要扛着工友的生计，要哄着刁蛮的女儿，被人刁难时也只能忍气吞声。但即便如此，他见人有困难，总忍不住帮一把。这种在烟火气中透出的最朴素的善良，让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变得无比鲜活、可感。

二、困境中的人性之光

书中最动人的，是小人物身上迸发出的精神光芒。这集中体现在两点：

一是对职业本分的坚守。装台的活儿，又苦又累，三层楼高的脚手架得徒手爬，几百斤的景片要背起来就走，演出结束后还得连夜拆台装车，常常一干就是16个小时，报酬却少得可怜，还时常被剧务主任剥削。可顺子常说“咱就是干这个的”，不管多苦多累，只要应下的差事，哪怕累得肠子都掉出来，也得跪着做完做好。这种对职业本分的坚守，是劳动精神最朴实的体现。

二是于苦难中的乐观与互助。顺子有句口头禅：“人只要心里不觉得冷，身子也就不咋冷了。”这种看似“阿Q式”的乐观，恰恰是支撑普通人对抗生活磨难的精神铠甲。工友之间互相帮衬，谁有难处都搭把手。他们互相搀扶的姿态，成为了彼此照亮的“暖光源”。这种在困境中的坚韧与善良，不是刻意煽情，而是人性本真的流露。

三、普通人的时代分量

《装台》的书名，本身就是一个绝佳的隐喻。装台工人，不仅在装物理的舞台，更在用他们的脊梁，默默支撑着时代的“大舞台”。

书中的秦腔团，是文化传承的象征。既有艺术家的追求，也有基层从业者的挣扎。但最终让这一切得以运转、让文化得以呈现的，是“顺子们”这样的普通人。他们是真正的“幕后英雄”，用自己的汗水，托举起了舞台的繁荣与光鲜。这深刻地回应了“文艺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人民，既是文艺表现的主体，更是文艺发展的根基。

《装台》的成功，正是在于它践行了新时代文艺“目光下沉”的要求。它把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写透，把他们的坚守与希望讲真。在这些朴实的文字里，我们读懂了“文艺为民”的初心。它告诉我们，好的中国故事，未必需要惊天动地。那些在平凡日子里，不放弃、敢担当的样子；那些在底层生活中，自然流露的真善美，就像黑暗里的微光，最温暖，也最有力量。这正是《装台》的力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记录和传颂的温度。

鄂温克的百年孤独——《额尔古纳河右岸》读后感

省电影家协会四级主任科员 王晓萌

当我在松花江畔初翻《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本书，江风掠过书页，书中鄂温克人与自然相拥的模样映入眼帘。如今我早已离开江畔，但自然的阴晴雨雪、草木枯荣都会让我内心涌起纯粹的感动，这种天地相融的悸动，恰是《额尔古纳河右岸》最让我共鸣的底色。

该小说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个女酋长的口吻，讲述中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族的百年游牧生活及生存困境，是一部凸显民族从传统到现代沧桑巨变的恢宏史诗。作品以文学的细腻笔触，直击现代文明进程中“发展与失落”“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的核心命题，字里行间满是对一个民族命运的深情凝视，也藏着对人类文明走向的深刻叩问。

个人史织就民族命运的经纬

小说以“个人史”承载“民族史”的叙事策略，打破了宏大历史书写的疏离感。叙述者“我”的一生，既是鄂温克族狩猎文明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她亲历氏族成员在暴风雪中用体温护住新生儿的坚韧，目睹萨满为拯救族人耗尽生命的悲壮，也直面伐木声吞噬森林、驯鹿因失去苔藓家园而日渐瘦弱的无奈。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让抽象的“文明变迁”变得可感可触。文字没有激烈的批判，只有一种“像河水漫过石头”般的平静。这份平静之下，是一个民族与土地、与自然千百年血脉联结的悄然断裂，这种“无声的悲怆”让读者触摸到文明更迭背后，被忽略的柔软与沉重。

精神图腾中隐藏生存智慧

小说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鄂温克族“精神图腾体系”，在他们的世界里，狩猎不是简单的生存手段，而是与自然对话的仪式：不猎杀怀孕的动物，是对生命延续的尊重；不砍伐新生的树木，是对山林馈赠的敬畏；坚信“山有山神，树有树魂”，是将自身融入天地的谦卑。萨满文化更是这一精神体系的核心，妮浩萨满每一次跳神救人，都要以牺牲自己的孩子为代价，这种“以命换命”的悲壮，是对“生命平等”与“集体存续”最极致的诠释。那些铜铃作响的神衣、烟雾缭绕的仪式背后，是一个民族面对自然的敬畏、面对苦难的坚韧。每一种文化形态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族群在岁月里沉淀出的生存智慧与精神密码。

在进步与失落间寻找平衡的答案

小说对“文明进步”的反思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当现代文明以“解放生产力”“改善生活”的名义叩响山林，带来的却不只是便利，驯鹿因失去赖以生存的苔藓而死，族人因告别狩猎生活而陷入迷茫，定居点的房子虽暖和，“我们的心却像被风吹着的空袋子”。这种反思并非“反现代化”的保守，而是对“单向度进步观”的质疑，文明的价值，不应只用“物质丰富”“效率提升”来衡量。当我们为“发展”欢呼时，是否该停下脚步，看看那些被时代车轮碾过的文化印记和因过度索取而日渐枯竭的自然馈赠。鄂温克族的故事，恰如一面镜子，照见了所有在现代文明中寻找精神家园的人类困境，我们该如何在向前走的同时，不弄丢那些让我们成为“我们”的根与魂？

小说用文学的温度，将一个民族的命运转化为全人类的精神共鸣。它让我们看见，每一个正在消逝的文化符号背后，都藏着人类与自然、与自我的永恒对话；也让我们懂得，面对文明的选择，需要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决绝，而是带着敬畏与包容，在传统与现代的缝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读后感

省文联文艺指导和维权处干部 何智洋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本书，是张向荣先生的《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这本书给了我很多新的历史思考，它不仅讲述了一个人物——王莽的传奇与悲剧，也揭示了一个时代的幻象与困境。

我们熟悉的历史中，王莽往往是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他既被斥为篡汉的伪君子，一个以道德名义行权夺位的反面人物，又被视为怀揣理想主义的改革者。而张向荣这本书，却试图去道德化地重新审视王莽，让我得以走进那个充满祥瑞与幻象的汉末世界，去重新审视王莽所处的政治文化氛围。

书名《祥瑞》，其实是理解全书的钥匙。汉代人相信天人感应，凡有德者，天降祥瑞；政治的合法性，不仅来自权力斗争，更来自“天意”的认可。书中写道，在汉元帝至汉哀帝年间，祥瑞之风盛行，儒生通过儒学的理论和数术的科技，掌握着解答灾异和祥瑞寓意的钥匙。从凤凰、白鹿、嘉禾，到各种瑞气祥光，无不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张向荣用大量史料揭示了祥瑞政治的荒诞与必然：它是一个失去理性、却又极度渴望秩序的时代的自我麻醉。而在这样的氛围中，王莽登场了。书中写他“在外以儒生身份与名士交流，在家中则恪守儒道，谨奉寡母和寡嫂”，为了维护自己刚正不阿的儒家“圣德”形象，不惜逼迫儿子自杀。他一开始确实像个理想的儒家君子，克己奉公、礼让谦恭，被视为儒家复古理想的化身。作者详细描写了王莽如何通过“效仿周公”“封宰衡”“赐九锡”等手段，一步步接近权力中心，通过祥瑞塑造出天命所归的形象，最终通过禅让登上帝位。那种对祥瑞的热衷，不只是个人野心的外衣，更是当时儒家信奉“五德终始”，笃信尧的后代刘姓一定会禅让给舜的后代，火德终究会被土德取代，盼望汉室让贤的写照。

我印象很深的是书中有一章，写到王莽在改制时的矛盾与理想。作者说，他是真心想恢复周礼的，是想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建立一个符合古礼、公平公正的理想社会。但理想一旦进入现实，就变成了束缚民生的枷锁，不仅未能实现目标，反而使天下大乱。比如他推出的“王田制”，主张效仿西周井田制，规定天下土地名义上都是朝廷的，但朝廷并不没收土地，而是通过禁止交易来防止兼并。王田制旨在缓解社会矛盾，却因脱离社会实际而导致混乱。要实施王田制，首先要丈量土地，需要大量忠诚可靠的人，耗费大量财力，还得掌握切实的丈量方法。其次，当时各地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即便丈量了土地也未必能够推行下去。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光丈量土地就得花费若干年，结果皇帝希望一纸法令就完成改制，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张向荣评价道：“儒家虽然帮助王莽成功登基，却没有帮助他坐稳帝位。”儒家崇尚经世致用，但儒家思想本身对现实政务是缺乏手段和想象力的，这恰恰说明，儒家的功用本不在现实，而在于理想、在于批判、在于驯服君主。王莽的悲剧，也许不在于野心，而在于对儒家圣王信仰的过度。读到这里，我常常想，王莽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篡位者，而是那个时代结构的产物。作者用灾异频出、政治空心、社会疲敝来形容西汉末，而广大儒生仍沉浸在复古的梦中，用“祥瑞”与“礼制”安慰自己。王莽不过是这个集体幻觉的极致表现——他把儒家理想主义推到了极端，也因此最终被现实粉碎。

王莽的失败，也象征着整个西汉政治信仰体系的终结。汉室虽复，但再无天命的庄严。那一段文字我读完后久久不能平静，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正与邪，而是理想与现实、信念与权力的交错冲突。这本书让我重新认识了王莽，他既是一面镜子，也是一种警醒：当我们沉迷于虚幻的秩序、迷信形式上的正确，而忽视制度与民生的真实基础时，悲剧就会再次发生。

在智慧的峰顶，瞥见永恒的虚无——荐《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

省文艺创作传播中心干部 刘妍初

长久以来，有一个命题始终萦绕在我们心头：是甘于无知而幸福，还是选择清醒却痛苦？丹尼尔·凯斯的《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正是对这一命题的回应。这部雨果奖获奖作品，以“软科幻”特有的细腻笔触，勾勒出一个生命个体的跌宕沉浮。

小说以主人公查理·高登的“进步报告”展开叙事。他是一位心地纯善的面包店清洁工，智力如孩童般稚拙，却渴望变聪明、被理解、被喜爱，因此自愿参与了一项提升智力的实验。

手术“成功”了。查理的智商从68跃升至185，从一个常被嘲笑的“傻瓜”，一跃成为俯瞰众生的天才。与他一同接受实验的小白鼠阿尔吉侬，也成了能轻松穿越任何迷宫的天才鼠。然而智慧犹如强光，在照亮世界的同时，也投下了深重的阴影。

智力的飞跃让查理骤然看清了许多曾经无法理解的事：他意识到昔日“朋友”的“友善”背后，隐藏着对弱者的欺凌与取笑；他在尘封的记忆中，重新经历了被母亲恐惧、嫌弃并最终抛弃的创伤；他洞悉了科学家隐藏在研究背后的功利与冷漠，甚至害怕在他面前暴露知识的局限；就连爱人的拥抱，也被他解构为激素作用下的空虚行为。更痛苦的是，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加入了曾经嘲笑他的人，开始以轻蔑的目光回望那个纯真却无知的自己。

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智慧离间了我和所有我爱的人，也让我从前的自我离我而去。我孤零零地站在这个世界里。”更悲剧的是，这场辉煌的痛苦也如此短暂。当查理发现实验的致命缺陷时，小白鼠阿尔吉侬已率先出现智力衰退，最终在迷宫中死去，也为查理的命运敲响了丧钟。他清醒地预知自己将一步步滑回原点，甚至低于最初的智力水平，重回那个蒙昧的世界，静静等待死亡。将阿尔吉侬葬在后院时，查理在它的坟上放了一束花。随着记忆逐渐模糊，他仍隐约知道，自己曾是那个为科学找出重大缺陷的“笨蛋”，并庆幸自己可以阻止更多人重蹈覆辙。

全书采用日记体呈现，查理的笔迹也随之变迁：从满是错别字、语法混乱，到文笔流畅，开始思考深奥的哲学问题，再到重新变回那个会写错别字的查理。最后一篇报告中，他用破碎的语句向世界告别：

“请告诉尼姆教授，当别人朝笑他时，皮气不要那么暴躁，这样他就会有更多的朋友。还有，如果你有机会，放一些花在后院阿尔吉侬的坟上。”

错别字再度浮现，他遗忘了知识，却记住了慈悲。经历了完整的拥有与失去之后，他依然选择用残存的善意，去纪念另一个与自己命运相同的灵魂。

《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人性、尊严与存在的哲学叩问。它动摇了“智慧”与“幸福”之间看似不言自明的等号。当认知边界无限拓展，纯真的帷幕被掀开，显露出的可能是人际关系的算计、爱与善意的复杂性，以及世界运行规则中冰冷的残酷。这种“觉醒”带来的不是解脱，而是深刻的疏离与痛苦。它迫使我们反思：在过度关注提升智识时，我们是否遗失了经营内心平和与获取幸福的能力？真正的圆满，或许并非在于看得多“透”，而在于在看清之后，依然能选择温柔地“相信”。

书中引出第二个沉重的叩问：人的尊严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石之上？社会常常陷入“绩效主义”的傲慢，用智商、学历、财富、地位等可量化的指标，粗暴地衡量人的价值。而这部小说正是对这种评判标准的批判。查理在智力的两端，遭遇了两种截然不同却本质相同的“不被看见”：愚笨时被忽视、被怜悯；聪明时被敬畏、被利用。唯独他作为完整、有情感、渴望联结的“人”的内核，很少被真正看见和珍视。这本书提醒我们：人的尊严是与生俱来的，源于生命存在本身，而非任何后天的、可变的附加条件。一个灵魂的价值，不应随其智力的潮涨潮落而改变。

更进一步说，这本书也是一面映照现代科技文明的镜子。在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书中的科学实验成为一个绝佳的隐喻。它超前探讨了科技伦理的困境：当我们能够扮演“造物主”去“增强”人类时，是否充分考虑了个体可能承受的巨大痛苦？在追求“最优解”的效率与理性之外，我们是否为生命的“脆弱”、“不完美”与“偶然性”保留了足够的尊重？这本书给出的答案充满了人文关怀：任何进步的征程，都不能以牺牲人性的温暖为代价。

它教会我们尊重每一个独特的生命节奏，倾听那些或许笨拙却真诚的声音，珍视人与人之间无法用逻辑解析的温情瞬间。它让我们在评价他人与自我之前，先学会悲悯与宽容。

《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这束花不仅是献给书中角色的挽歌，更是丹尼尔·凯斯为所有在喧嚣尘世中努力寻找自身位置、渴望被爱与理解的灵魂，献上的一曲温柔而坚定的礼赞。它让我们相信，善良永远比聪明更接近生命的本质；而理解与爱，才是照亮我们存在迷雾的、永不熄灭的星光。